由此，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条主线。
罗马法丝毫没有以主观权利为中心建构其私法体系。Stroux, Atti, Roma, 1934, I, p.122. [38] Fleury, Institution au droit fran?ais, Laboulaye et Dareste, p.250, chap. III. 在该书论及无形物时，作者认为：我们把无形物称之为权利，是因为这种物不具有物质形态，仅具有人的主观意志。
这与现代法上的主观权利体系之丰富、繁荣、多样、极精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农场的首要含义，也是必备要素，即它可以成为一项财产权的客体。菲尔曼编纂的著名教科书试图建构罗马私法的现代体系，他将主观权利进行分类：人身权（jus in persona）、物权（jus in rebus）和债权（jus ad res）。这与现代法律体系完全不同。在此基础上，雨果·多诺教授认为物编的论述是各种权利的表达，是主观权利在各法律领域（物权(réels)和债权(personnels)）的体现。
[83]假如罗马法上并无所谓主观权利观念，那么又何来诉与主观权利之关系的命题呢？现代法学中又有多少类似的研究，值得质疑呢？ 假如主观权利被证明并非来源于罗马法，那么所有那些被认为附属于主观权利的现代法学概念又是来源于何处呢？关于这些现代法学概念之来源，又可以进行大量研究。最后，我们在剧本中看到种类繁多的行为，尤其是各种程序性的行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就前者来说，若没有正确性主张，这种指向就容易偏离，理性世界不仅失去道德秩序，而且无法保证法律秩序的长久性。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法律实践当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意味着只有遵守这一程序，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达致具有适度客观性的普遍共识，发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从我国立法实践来看，立法既不应坚持可在一次立法活动中就实现绝对客观正确性的教条，又要摆脱立法是多数人意愿的经验主义观点，而是在宪法权威之下，立法者秉承正确性主张之义务，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证立和检验，最终达到科学与民主两个原则最优程度满足的立法。是公理而非真理构成了政治与法律权威。如此的立法体制，体现的正是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
这三种客观性概念表明，通常所说的形而上客观性过于抽象不可测度，简单满足于低度客观性并不可取。多数人的意见有可能是短视的，公共利益也未必是多数人利益的总和。
详言之，实事就是实其事，实是形容词做动词的使动用法，是确证、核实的意思，实事就是通过确证、核实，把事情本身搞清楚、弄明白。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实事求是作了再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他们在调研的基础上，能有效地反映民意，贡献立法建议。二、实事求是的政治原则与党章的 规范化进程 政治原则是政党或组织所遵循的理论准则与行动纪律，它表达的是政治组织的立场、方法和理想。
无论是立法主体的民主代表性还是立法过程的人民参与，人大立法所表达的都是宪法之下的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在党规与国法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的政法体制中，实事求是发挥着党规对国法的引领作用，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交往行为是说，人与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进行交往，由此产生了正确理解的需求。唐初学者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指出实事求是之本意是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这个裁判若要达到适度客观，就需要一种特别的程序机制，具体包含三部分内容：司法程序是实体与程序的结合，方法则是论辩与证立，实践检验则是对于错案的追究。二是经验实用主义倾向，为迎合特别利益或者短期效应而匆忙立法，陷入立而后改，改而后再立的循环。
前者属于实然范畴，后者属于应然范畴，法律事实不等于原始事实，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因为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很难做到还原原始事实，进入法律视野的原始事实都发生在过去，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只能依靠证据规则，由此认定的事实则是法律事实。求就是提出正确性主张并加以证立，是则是指经过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司法判断。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党就少走一些弯路，就离成功更近一点。求作为正确性主张意味着用共识真理观替代符合真理观，用证立和检验取代形而上的独断与教条。司法程序的法律方法中的内在推理与外部论证之争是近十多年来的热点问题。从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原理出发，立法意志涉及三个不同的世界：超越的世界、理性的世界以及主观的世界。动机问题在于对正确性的兴趣是人的基本生命形式，就政治实践与法治实践来说，求是一种道德和法律义务，而实践目标则是何种客观正确性作为目标的问题。因此，实事求是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法治思想的基础。
作为政治话语，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制胜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精髓和实践方法论。超越世界的正确性是一种形而上的强客观正确性，而理性世界中的正确性则是适度客观的正确性。
理论证立是指在法定庭审期限内进行的证立，对于客观正确性的主张聚焦在终审判决上。对于立法这种人类社会活动来说，其自身的真理性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空之维，否则就可能丧失自身的真理性。
2. 是：客观规律与正确判断 是是追求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后发现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以及据此作出的客观判断，如在政治实践中发现普遍原理的应用法则，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司法裁断等。在司法领域，它体现为事上严格遵循证据规则，是上严格遵循疑罪从无，求上严格遵循依法纠错，破除无罪推定、程序正义等形式价值的教条化，实现客观公正、人民满意的司法裁判。
为了保证交往活动正常进行，交往行为有意义和有效率，主体间就要遵守一定的话语规范和交往规则。法官必须严格遵循论辩原则，凡有主张就得承担证立的义务，证立义务始终是约束法官主观恣意的重要条件。（二）从商谈法哲学对实事求是的阐释 1. 实事的客观性 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了解实际、掌握实情，搞清楚实事。然而，无论是立法活动，还是立法内容具有科学性，都不等于所立之法就产生了法律效力，因为立法本质上是一种必须符合民主正当性的活动。
由此出发，实事求是作为政治原则，在以党章为首的党规体系当中，体现为探索与纠偏机制、证立与实践检验机制以及深入群众的审慎理性机制。党规与国法相统一是我国政法体制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党章是党规党纪的根本法，一部党章的演进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缩影。
实事求是位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机械强调马克思主义原理难免会陷入教条主义，过于强调本土现实则可能掉入经验主义的泥淖。它不等于中国或任何一种地方性，也不是某种形而上学价值，而是沟通二者的必经之路。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一般包含两部分，即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事实构成是指将案件事实归属为法律事实，法律后果则是基于归责方式从法律事实得出法律后果。作为法律原则，实事求是并没有直接规定在宪法以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当中，但在立法与司法领域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党章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凝聚着具体实践的成果，浓缩了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公共生活的公共性不等于主体哲学上的客观性，公共性建立在社会共识或公理基础之上，而主体哲学的客观性则对应的是真理性。一直以来，学界只是将实事求是视为政治指导思想与工作方法，少有深入的理论分析。某种思想或理论具有普遍原理性，不等于可以当然成为我国政法实践中的客观共识，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客观性和正确性。
然而，群众在国家立法过程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历来是个难题。三是方法的检验性，理论的应然逻辑与实践的实然逻辑不同，二者不可混淆，理论应然必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普遍接受的路线、方针、政策。
最后，正确性主张包含了对可证立性的保障，并且在断言和保障之外还存有第三个要素——预期，即主张提出者可以预期，义务方会承认断言的正确性。中国司法实践本身有着极强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取向，具体的司法裁判要同时体现出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者共同构成对一个具体裁判的实践检验标准。
这一认识很早就体现在中国文化里，起自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辩探讨的就是语言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儒家的名实之天然关系，道家的无名之实，名家专注于名的诡辩之术。二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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